我不知道我出生在哪一天，母亲也不知道。

　　母亲只知道野菊花满山盛开的时候就是我的生日。母亲说，当时她正在采野菊花，肚子一阵疼痛，赶紧蹲下，我就生了下来。

　　我生在金灿灿的野菊花丛中。
    
　　母亲说这些的时候，嘴半张着，嘴角挂着痴痴的笑，好像在告诉我，生孩子就这么轻松。

　　我始终想象不出我出生时的情形。但我一直在想，当母亲用她一生也不曾刷过的牙，把联结婴儿与母体的脐带咬断并把我兜在宽大的衣襟里抱回家时，母亲是何等的伟大呀。
    
　　事实上自我懂事起，我一直在鄙视我的母亲。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。母亲也不知道。我仅仅是一个野种，一个傻女人被人强奸后留下的孽种。

　　母亲是个傻女人，一个见人就嘿嘿笑的傻女人。
    
　　我对母亲的鄙视远远超过了别人对我的鄙视。傻傻的母亲除了秋天采野菊花，其它日子就是把焙干的野菊花背到集市上去叫买。尽管她把我养得胖乎乎的，但我对她的鄙视却日益剧增。十岁起，我就没给过母亲一个好脸色，整天呵斥来呵斥去，每次她总耷拉着头，像一个犯错的孩子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这越发加剧了我对她的鄙视。我会把她做好的饭呸口唾沫，然后让她吃。母亲却不嫌弃，嘿嘿地笑着，叭咂叭咂地吃得香。我简直难以忍受，一掌把碗打在地上，母亲就呜呜地哀鸣起来。

　　整个少年期，我就生活在惩罚母亲的快感与这种快感稍纵即逝后的无尽的痛苦中。

　　我要离开母亲，离开这个到处充满鄙视目光的山野。庆幸的是，我的智商没有得到母亲的遗传，学习一直很好。十三岁这年我考进了乡中，自此我不愿回家。每周母亲会把干粮和钱送过来，我不知道傻母亲是怎样摸到学校来的，那是三十多里的山路呀。母亲知道我不愿见她，就把东西寄存在乡中门口的小卖部里。深秋，母亲又送来了棉衣和一包焙干的野菊花。我去取时，店主说，你母亲摔折了胳膊，她不让告诉你，这包野菊花让你泡茶喝，败火。我没再说话，只是哼了声赶紧离开。

　　我考上县重点高中后，尽管对母亲没了过去的敌意，但始终不愿搭理她。母亲对此已很满足了，暑假或春节我一回到家，她总窘得像个小孩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伺候着。母亲明显的老了，干枯的手像鸡爪，干瘦的脸像焙干的野菊花。

　　母亲虽傻，但并不邋遢，衣服洗的很干净，她的身上和我们住的破木屋一样，总散发着驱之不散的野菊花的味道。

　　这年我考上一所重点大学，这在我们那个地方绝无仅有。母亲知道儿子有出息了，高兴坏了，居然买了一挂鞭炮在屋前燃放，吸引了许多看热闹的山民。在我第一次扬眉吐气的时候，我也看到了母亲第一次开心地大笑着，尽管那笑带着浓浓的憨态。

　　我走的头天晚上，母亲把一个木箱子搬到我的面前。打开了，里面全是钱，大额的，小额的，零碎的，装了满满一箱。我难以自制。瘦弱的傻母亲就是靠卖野菊花为我积攥一万多块的学费。我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，撕心裂肺的酣畅，平生第一次把母亲搂在怀里，把内疚的唇印在母亲菊花瓣般的额上。

　　当我再见到母亲的时候，已今非昔比了，我已经成为经常在电视上露脸的高级领导。我一回到家，山村沸腾了。母亲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小车和这么多大腹便便的人，吓得躲在人群里不肯出来。我走过去，把母亲搂在怀里，母亲却突然嚎啕起来。说，娃呀，想死娘了。

　　想不到这是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　　世事难料。三年后的那个秋天，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我以权谋私、收受贿赂的事终于暴露。我锒铛入狱。傻傻的母亲哪会知道他的儿子能犯下如此滔天罪行，整整受贿两千多万呀。傻傻的母亲还天真的认为，她的儿子只是欠了人家的钱，只要还清就行了。

　　母亲就开始昼夜采野菊花，焙干后到处叫卖。她要替儿子还钱。

　　傻傻的母亲积攒了一万多块后，心中就升腾起希望来，快了，快够了，把钱还上我的儿子就回来了。

　　隆冬的傍晚，母亲背着背篓踽踽在清冷的街道上。她太饿了，不得不到一个小卖部买一个面包充饥。此时，电视上正播放着当日的新闻，她清清的看到了站在审判席上的儿子，也清清的听到播音员清晰的声音，她的儿子一审被判了死刑。

　　傻傻的母亲终于支撑不住了，像一堵倒塌的大梁，轰地一声摔倒在冰冷的大街上。

　　摔倒后母亲再也没有爬起来，她的身边散落了一地的野菊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