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闲有一顶帽子，一顶很厚实的帆布帽子，它本是老成的。
老闲与老成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一块挨批斗，一块接受劳动改造。老成是搞武派斗争时期死的。那天晚上，一帮人来抓老成，扬言要用刀划开老成的脚肚子撒把盐，老成仓皇逃走。逃到江边时，由于前面有人堵后面有人追，老成无路可逃，一下子跳进寒冷的江水里，从此没再起来，连尸体都没找着。
老闲听说老成淹死了，偷偷地跑到江边在老成跳江的地方坐了老半天，回忆与老成共患难的日日夜夜，老闲禁不住大哭一场。泪眼中，老闲看见荆棘丛中有一顶帽子，老闲爬下去拾起来一看是老成的，帽子上还有一枚像章。原来，老成跳进江的当儿，头上的帽子被荆棘挂住没掉进水里。老闲细细查看，发觉像章有两面，一面正好是旧派的标志，一面正好是新派的标志。
从此，老闲戴着那顶很特殊的帽子，遇着旧派就戴旧派的像章，遇着新派就翻过来戴新派的像章，就这样，老闲平安地度过了那动荡的岁月。老闲心中对老成十分感激。
文革过去了，国家走向新的历史时期。老闲用不着戴那枚像章了，而那顶帽子仍不离头，也许是老成留给老闲唯一的物品吧。
后来，老闲为了送独生女儿读书，与妻子在村子里开了间杂货店，老闲经常进城取货。
这日，老闲带上家中仅有的一千块钱进了城，由于车辆不凑巧，老闲需在城里住宿一晚等明日才能取货回家。
晚上，老闲找了家便宜的客店住下，同屋子还住着一位三十来岁瘦瘦的陌生男子。
临睡前，老闲上了趟厕所。蹲了半个多钟头，不小心将准备好了的手纸掉进了厕所洞里。这可急坏了老闲，无计可施，掏出一卷钱从中抽出两张一分钱的纸币当了手纸。老闲这些动作被同屋的陌生男子看了个正着。
老闲回到屋子，很警觉地合衣躺下。昏昏沉沉地，老闲直睡到第二日九点多钟才清醒过来，发觉自己被人脱个精光，衣服到处扔着，老闲明白遭劫了。急忙寻找那顶帽子，在床底下找着了，还好，缝在里面的钱钞没有丢，只是衣服兜里那卷零钱被洗劫一空。至于同屋子那位陌生男子早已不见了踪影。一定是那盗贼用迷魂药迷住了老闲然后偷盗，但并没有注意那顶破旧的帽子。老闲倒吸一口冷气，暗自庆幸地穿好衣服，上街办完货，急急忙忙往家赶。
那以后，老闲更加珍爱那顶帽子，当帽子脏了，他会洗干净；当帽子破了，他会缝好。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老闲已七十多岁了，头发全白了。女儿大学毕业在外地参加了工作，并结婚生子。老伴去世多年，店早没开了，家里只余下老闲一人，老闲很寂寞，十分想念起老成来。尽管在老成跳进江里的旁边，一条崭新的公路伸向远方，大大小小的车辆来来去去，老闲还是常常去那儿久久地闲坐，遥望江面。
至于那顶帽子，早已破烂不堪，女儿女婿说有点伤大雅，劝他不要戴了，但老闲很固执，经常与他们争吵。
女儿女婿不放心把老闲一个人放在家里，经常催他到他们那儿去住好有个照应，老闲并不理睬，他不想离开家乡。最终惹恼了女儿女婿，他们专程赶回来接老闲，两人拉的拉推的推把老闲架上公交车。
老闲无法，只好同意去了。当车子经过老成跳江的地方，他打开车窗想最后望一眼，但一阵风吹来，将老闲的帽子吹下了江。老闲大声喊司机停车，车一停，老闲急切地下了车，女儿女婿来不及拉住他，老闲一下子跳进江里去捞帽子，他这么一跳就像老成一样没再起来。
女儿女婿将老闲的尸首从江里捞上来，就把他葬在江边不远的山包上，当然和他在一起的还有老成那顶帽子。